《老北京述聞》是為貫徹落實關于北京四個文化中心建設要求而策劃的一套叢書，內容著重古都文化、京味文化，注重文化講述的故事性，行文風格活潑生動，兼顧知識高度和可讀性。叢書12本，以“講好北京故事”為創作目標。在此暫且節選幾個點，把這幾個點串起來，或可作為一個簡短的北京小史。

　　薊丘：北京城的起源

　　關于薊丘，《歷史典故》《人文地理》《古都文脈》卷里都有涉及。

　　最早記載“薊丘”這一地名的典籍是《戰國策》：“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意思是說，汶水一帶的竹子種到了薊丘。但是，這里沒有指明薊丘所處的位置。北魏的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對薊丘的記載就比較詳細：“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明確地指出，薊丘在當時薊城的西北角，薊城也因此而得名。根據文獻記載并結合考古發現，現在史學界普遍認為薊丘的具體位置在今白云觀西側、會城門東南一帶。

　　大約在西周晚期時，燕國北上吞并薊國，并遷都于薊城。根據考古發現，學者們推斷薊城的位置在今天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薊城也是目前可知北京市區內最早的聚落遺址，因此人們常常將它視為北京三千余年建城之肇端。

　　北京至2020年已建都867年，這是從哪年開始算的呢？是從金中都開始的。公元1153年，金朝遷都燕京，營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其城址之中心，在今宣武區廣安門南”。(侯仁之《北京建都記》)金中都的營建在北京的都城建設史上是重要的開端。

　　北京城的前身薊城位于永定河渡口旁，不過那時的永定河渡口不在今天的盧溝橋，而在北京老城西南部。當時的永定河干流在從石景山出山后，分為兩支，一支沿老山北面東北流，今人稱之為古高梁河，一支沿老山南面東南流，后人稱之為水。在老山、八寶山的東面，也就是背水一面，形成一條長形的高地，由八寶山向東南方延伸，斷斷續續直到亦莊。在高地的中段，今廣安門、宣武門一帶，地勢寬闊、高爽，兩邊有永定河干流流過，古薊城就選址于這塊兩水之間的高地上。它既鄰近古高梁河，也臨近水，又不易遭受洪水之災。尤其重要的是，這里成為太行山東麓大道北端的渡口要津，南來北往的交通樞紐地位支撐著城市得以長生不滅。古代的許多城池僅是基于軍事政治的原因而選址建設，當軍事、政治形勢變化之后，城池隨之廢棄，琉璃河的西周燕國都城就是如此。而薊城雖屢經戰爭和災害的打擊，卻沒有廢棄，最終發展成為皇朝的都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南北交通樞紐的地理位置。

　　薊丘不但是古代北京重要的地理標志，在北京的文化史上還有著一定的文學意義。

　　登高望遠，賦詩抒懷，是古代文人最喜歡的一種情感表達方式。有著顯著地理特點的薊丘，是古代文人墨客登臨賦詩、放懷抒情的理想之地。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高適在《酬李少府》 一詩中就有“一登薊丘上，四顧何慘烈” 的詩句；高適的另一首詩《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 共十四句，前四句云：“適遠登薊丘，茲晨獨搔屑。賢交不可見，吾愿終難說。” 描寫了詩人(因沒有遇到王之渙、郭密之)于清晨獨自登臨薊丘，在颯颯晨風之中，遙望茫茫原野，不見二位好友，自己的心事無法向人訴說。

　　唐代詩人中，與薊丘關系最為密切的是陳子昂。陳子昂就是那位寫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唐代詩人。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陳子昂躊躇滿志，跟隨官軍至此鎮壓契丹叛軍，并數次提出進攻策略。官軍認為陳子昂是一介書生，不但未采納其建議，還將其貶為軍曹。子昂失望至極，報國立功的宏愿化為泡影。這一天，陳子昂出薊門，游覽燕國的舊都城，望著霸業已經荒廢的城池，慨然仰嘆，想起當年樂毅、鄒衍、燕昭王等諸位賢士明君的故事，于是登上薊丘賦詩數首，這便是著名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并序)。第一首《軒轅臺》：“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空黃埃。尚想廣成子，遺跡白云隈。”詩人憑吊古軒轅臺，感嘆自己生不逢時，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冷峻的現實面前，他只能“暮登薊樓上”，“擊劍起嘆息”。

　　建城：劉秉忠和劉伯溫

　　劉秉忠和劉伯溫是北京建城史上被提及最多的兩位重要人物。

　　劉秉忠，大蒙古國及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先入蒙古國忽必烈幕府，參軍政要務，在忽必烈定國號時，是他建議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定國號為元。

　　關于國都的選址，忽必烈經過綜合比較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條件，采納了劉秉忠等人的建議，決定將都城從上都南遷至燕京，并命劉秉忠到中都勘察，為修建宮室做準備。經歷多年戰事的金中都，觸目所及都是一片荒草萋萋的景象，破敗不已。忽必烈決定放棄金中都舊址，以其東北郊外原金代離宮大寧宮的湖泊地帶為中心，建設新都，命曾經主持建設上都開平的劉秉忠設計新城。

　　劉秉忠根據《周易》 的哲學理念，按照《周禮·考工記》 記載的關于帝王都城建設的理想藍圖進行規劃布局。放棄改造金中都，可以擺脫舊城已有設計的束縛，最大限度地將新都城的規劃付諸實踐。事實也充分證明，和歷史上其他王朝的都城相比，元大都的城市格局和《周禮·考工記》中記載的王城規制是最為接近的。劉秉忠對元大都的規劃設計，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雛形。最后，元朝統一全國，元大都作為元朝的首都，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這也是北京第一次成為統一王朝的首都，第一次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集權國家的都城。

　　在今天西長安街的電報大樓西邊，原本有一座慶壽寺。慶壽寺又稱雙塔寺，因寺內有兩座密檐磚塔而得名。雙塔一座九級，一座七級，與金元之際兩位臨濟宗高僧有關。九級的那座俗稱海云塔，是高僧海云的靈塔。海云在蒙古貴族中聲望很高。許多面向中原的政治舉措，事先都曾征求過他的意見。劉秉忠便是他眾多弟子僧徒中的一位。海云圓寂后，起塔葬于寺內西南隅。后來，他的得法弟子、繼任住持的可庵也葬于寺內，這便是雙塔中七級的那座可庵塔的由來。元大都營建之時，按照規劃南面城垣原本要從慶壽寺經過，那么就勢必得遷走雙塔。為此忽必烈專門下旨：“勿遷，俾曲其稱以避之。”于是，城墻在這里往南打了個彎，將雙塔包在其內。元朝統治者對海云和臨濟宗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后來，劉秉忠的學生郭守敬又開鑿了通惠河，將原本只到通州的京杭大運河往西延伸，進一步為都城的水源和漕運提供了支撐，為北京城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劉伯溫，即劉基，元末明初人，是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的重要人物。在談到北京城營建時“劉伯溫”也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名字。關于他營建北京城的種種傳說常常作為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但事實如何呢？實際上，當1406年永樂皇帝開始籌劃遷都北京之時，劉伯溫已經去世整整31年了。那么為何劉伯溫“被參與”建設北京城了呢？這就是我們《傳說故事》卷要講的老北京故事了。關于北京城的傳說，最多的關鍵詞就是：劉伯溫、姚廣孝、八臂哪吒城。接下來我們就講講這“八臂哪吒城”。

　　八臂哪吒城

　　一說北京城的格局，人們就會想起“八臂哪吒城”。哪吒，是中國古代神話人物，活躍于明代神魔系列小說名著《西游記》《南游記》《封神演義》等多部古典文學作品。他在道教的頭銜為中壇元帥、通天太師、威靈顯赫大將軍、三壇海會大神等，更被民間尊為太子爺、三太子、善勝童子。

　　那么北京城是怎樣體現哪吒的“一頭”“八臂”“雙腳” 的呢？

　　從北京城示意圖上看，正陽門是哪吒的頭，甕城的東西開門是哪吒的耳朵，門里的兩眼井是哪吒的眼睛；正陽門東邊的崇文門、東便門、朝陽門、東直門是哪吒的左四臂；正陽門西邊的宣武門、西便門、阜成門、西直門是哪吒的右四臂；北邊的安定門與德勝門是哪吒的雙足……八臂哪吒北京城，是哪吒在用頭朝地、腳朝天的“拿大頂”方式在支撐著北京的筋骨。可以說是哪吒面向北方，警惕來自草原的侵襲和威脅。明朝從南京遷都到北京，可謂“天子守國門”。

　　關于北京內城的周長，明代《工部志》中記載“周圍四十里”，《明史·地理志》中記載“城周四十五里”。根據現代測量的結果，北京內城南墻長約6690米，北墻長約6790米，東墻長約5330米，西墻長約4910米，共計23720米，約合明制43.11里。可見，無論是“四十里”還是“四十五里”，都是一個大概的數值。

　　在內城的4個城角中，東南、東北、西南三角都為直角，而西北角是一個斜角。從四面城墻的長度也可以看出，西墻明顯比東墻短。那么，為什么要將西北角建成斜角呢？在民間流傳著一種很有意思的說法，當時朱棣命姚廣孝和劉伯溫設計建城，上天派哪吒前來進行指導，二人便按照哪吒帶來的圖紙進行臨摹。這時突然刮來一陣風，把哪吒的衣角吹了起來，正好蓋在西北角位置。姚廣孝面對天神也不敢聲張，只能硬著頭皮繼續畫，結果就是在畫出來的圖紙上，西北角成了一個斜角。

　　當然，這只是一個傳說，對于這個問題，從古至今的學者們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近年來，地質勘探工作的開展，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了思路。其實洪武年間初修北京城時，西北角也是一個直角，但是這個城角恰好建在了一條西南東北走向的地層斷裂帶上，因此地基不穩導致城墻經常倒塌。在后面重建的過程中，被迫逐漸向里側改筑，所以西北角變成了一個斜角。也有學者認為，洪武年間緊縮北城墻，新筑的北城墻正好從積水潭中間最窄的地方穿過，為了保持城墻的堅固和穩定，決定將積水潭的西北部分隔在城外，所以西北角依照地形而修成了斜角。

　　“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北京有一句老話“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我們就講講這潭柘寺和北京城。

　　《傳說故事》卷說道，劉伯溫和姚廣孝借用天神之力將破壞北京城的龍王龍子囚禁后，他們當然不會老實，妄想著有朝一日再出來毀掉北京城！龍公在北新橋的海眼里叫囂：“火燒潭柘寺！”龍子在崇文門的海眼里嘶喊：“水淹北京城！”這事被劉伯溫、姚廣孝二位軍師知道了。二人決定先讓龍公、龍子的“美夢成真”……

　　劉伯溫按計劃來到了潭柘寺。這是建于西晉時期的一座大廟，是北京地區最早修建的佛教寺廟。山后有泉稱“龍潭”，廟前有樹稱“柘樹”，所以名為“潭柘寺”。潭柘寺廟大，僧人也就多。劉伯溫代表朝廷，先賞給各灶點兒一口大鍋。灶臺上方方正正鑄好了“潭柘寺” 三個大字。劉伯溫一聲令下，各灶點兒生火煮飯，熊熊的火苗兒燒著“潭柘寺”，熟飯的香味在山間升騰……“火燒潭柘寺”已經實現啦！

　　姚廣孝按計來到了后門橋。后門橋地處北京的中軸線北部，始建于元代，當時叫海子橋；明代重修北京，把元代的厚載門更名為地安門(后門)，海子橋也更名為萬寧橋(后門橋)。后門橋是元代郭守敬疏浚大運河北京城內水系的一個重要節點，其前后有澄清閘，橋洞東西雕有精美的鎮水獸。大運河輸運物資，可以從通州的河口，一路逆水而上，直達后門橋以及其上的積水潭，這里是運河水系的一個碼頭。姚廣孝安排了后門橋的整修工程。一方長長的石柱，石柱一頭鐫刻“北京城”三個字，穩穩地插入橋洞的下邊，紋絲不動。然后，提起澄清上閘放水。上游積在什剎海大湖中的水，慢慢流過后門橋橋洞，浸潤，升高……沒用多長時間，石柱上“北京城”三個字，已在蕩漾的水波之下了——“水淹北京城”又實現啦！

　　這樣的傳說，充分體現了世人對劉伯溫與姚廣孝的敬重，他倆在建造北京城方面的歷史功績被人民記在心中。

　　清朝廷重臣翁同，曾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他在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860年7月11日)的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話：

　　雨復至，殊無晴。京諺云： 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毀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

　　翁氏的日記告訴我們：原來一百多年前，“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這句話就已廣為人知了。而查查史冊，咸豐九年(1859年)潭柘寺果然是著過大火！照翁同的理解，“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 這二者，是順承關系，或因果關系。處于京城西南的潭柘寺，其干旱以致著火，與城內是否發大水有什么因緣聯系嗎？這事兒若以“傳說”而視輕忽過去是可以的，若以一種氣象變化、水文變化而加以研究，誰說不可以呢？

　　今天我們去潭柘寺，仍然可以看到潭柘寺灶臺上“潭柘寺”三個字，然而后門橋整修及后海水道治理時，均未見“北京城”這個作為北京水文標準的歷史物件。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

責任編輯 任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