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文化與科技相生相促。城市文化躍遷迎來新時代發展圖景。文化與科技的關系早已不再是單向服務,而是彼此催化、相生相促。
黨的二十大提出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不僅為文化發展指明方向,也為文化科技融合提供戰略支撐。北京,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正以更開放的姿態推動文化與科技雙向融合,致力于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近年來,北京市相繼出臺《北京市推進全國文化中心建設中長期規劃(2019年-2035年)》《關于推動新時代首都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等政策,明確提出建設“博物館之城”,發展“數字中軸”、推動“首博智慧導覽”等創新項目,以新技術重塑文化創作、展示、傳播方式,推動文化建設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北京正以技術為筆、文化為墨,繪制文化科技融合發展的嶄新圖景。
特別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大數據、虛擬現實等前沿技術不斷突破的背景下,文化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加速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將數字紅利轉化為文化動能,把文化資源優勢真正轉化為產業優勢、傳播優勢和治理優勢,是北京以首善標準做好首都文化這篇大文章必須回答的時代命題。

▲2022年10月,筆者帶領國際設計聯合會主席一行,考察北京張家灣設計小鎮,調研文化科技融合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推動北京文化建設范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文化與科技融合路徑仍需破題
北京在全國率先探索文化科技融合的路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從系統性、結構性層面看,仍存在以下幾個突出問題:
一是文化數字化水平發展不均、協同不足。“博物館進展緩慢。一些中小型文博單位仍缺乏數字基礎設施、數據標準不統一、信息化人才不足,難以參與到整體文化科技融合大潮中。同時,文化、科技、城市管理等多個部門之間存在協同盲區,尚未建立貫通文物保護、文化創作、展陳傳播、數據治理的整合性平臺,導致文化資源“沉睡”“孤島”現象依然存在。
二是技術賦能仍以展示為主,缺乏內容生態創新。當前技術應用多集中在“看得見的地方”,例如智能導覽、數字化展陳、AR沉浸體驗等,偏重展示與互動層面,而在內容策劃、敘事建構、知識生成等深層次領域的參與度仍偏低。文化創作流程未形成以技術為驅動的“互聯網思維”,創作形式和表達方式仍較傳統,難以真正激發數字時代用戶參與和價值共創。
三是AIGC應用存在價值偏離與版權模糊問題。隨著大模型快速發展,AIGC廣泛應用于文本生成、圖像創作、虛擬講解、數字人演藝等領域。一些文化機構開始嘗試用AI生成文物解說詞、博物館教育內容等。然而,目前相關標準、倫理邊界尚不清晰,存在生成內容“泛娛樂化”、價值導向不明、侵權風險難控等問題。少數平臺將文化IP內容用作訓練語料,侵犯原有創作者權益,引發法律與輿論雙重風險。由此帶來的“內容泡沫化”“審美同質化”傾向,或將削弱首都文化品牌的原創性與引領力。
四是文化科技人才結構性短缺。當前北京市在AI、信息技術方面人才儲備雄厚,但跨界融合型人才仍屬稀缺。能夠同時理解文化歷史、藝術創意與AI算法邏輯的“復合型人才”和“國際化人才”在文化機構內比例偏低,制約了科技成果在文化場景中的落地轉化。

▲2024年1月,筆者在國家科學傳播中心策劃“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聚焦“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與科學融合”主題,探討引領技術創新的文化表達新范式,積極打造品牌性展覽驅動的文化科技融合新生態
打造“文化+科技”融合高地
北京可以從“機制完善、技術突破、內容創新、安全守護”四個維度入手,推動文化科技融合向縱深發展。
一是完善融合機制,打造城市級文化科技平臺。加強頂層設計,建立以市委宣傳部牽頭,科技、文旅、規劃、教育等多部門協同的文化科技融合統籌機制。通過“政產學研用”五位一體協同體系,構建全市統一的“數字文化平臺”,對接博物館、劇院、圖書館、非遺基地等文化資源,形成“一個入口、全域服務”的資源共享網絡。同時,依托“博物館之城”建設,推動形成“展陳+教育+傳播+消費”一體化數字文旅路徑,構建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鏈條場景生態。例如,筆者近年來連續在國家博物館、國家科學傳播中心等在京重要文化科技場所,策劃“藝術與科學國際作品展”,聚焦“人工智能時代的藝術與科學融合”的主題,探討和引領了技術創新的文化表達新范式,打造品牌性展覽驅動的文化科技融合新生態,吸引了全球20多個國家著名的藝術家、科學家、文化學者等積極響應與參與,在全球引發廣泛影響,極大推動了首都文化科技融合平臺的打造。
二是推動“互聯網思維”重構文化內容生產邏輯。推動文化創作邏輯從“精英策劃+靜態展出”向“用戶共創+數據驅動+沉浸體驗”轉變。鼓勵博物館、文創企業與互聯網平臺合作,共同開發互動劇本、虛擬展覽、數字藏品等產品,探索多終端、多平臺、多語言同步發布機制。以“數字中軸”為例,可引入用戶數據分析、場景智能引擎、三維建模等手段,構建基于算法推薦的“智慧文化導航”,讓市民在“沉浸式城市行走”中完成對文化內容的主動認知和深度體驗。例如,筆者帶領團隊進行“中國風格文化創意智能產品設計技術集成與應用示范”的研究,旨在構建中國風格的知識圖譜和基于AIGC的設計創新方法工具,幫助技術型企業探索文化遷移應用的新方法、新模式、新場景、新體驗。
三是規范AIGC應用,構建“有溫度的智能內容生態”。分類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領域的用途。對用于輔助創作、數字修復、語言翻譯等“低風險”場景,要加快標準化與平臺化進程;對于數字人講解
、AI生成文本等“高風險”內容,要實施審查機制,確保價值導向正確。建議出臺《首都文化AIGC應用指南》,明確生成內容的版權歸屬、標識規范、價值準則,并建設“AI+文化倫理實驗室”,開展生成內容質量評估、誤導風險預警等研究,推動形成“可信、透明、審美兼顧”的智能文化內容生態。


▲筆者聯合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帝國理工學院共同發起跨學科與跨文化的創新領軍人才培養探索,開展的“全球創新設計”碩士生培養項目,獲得2023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特等獎和2024國家教學成果獎
四是建設文化科技融合人才高地。人才是文化科技融合的核心資源。北京應依托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在京高校,加快建設“文化+AI”交叉學科;支持中關村企業與文化機構共建“數字文創實訓基地”,為青年創作者和技術人才提供跨界實踐場域;建立“數字策展人”認證體系、“文博算法工程師”崗位序列,完善職業發展通道,激勵更多復合型人才投身文化科技融合事業。筆者在清華大學創建了“全球創新設計”碩士生培養項目,聯合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帝國理工學院共同發起跨學科與跨文化的創新領軍人才培養探索,通過“文化遷移設計”“社會創新設計”“智能制造設計”等課程模塊,把藝術、設計、工程、技術、商業等知識進行交叉融合式教學,為培養具有“文化與科技”交叉知識背景和國際化視野的領導型創新人才探索北京模式,貢獻中國智慧。

▲2025年6月,筆者帶領清華大學民進委員會與北京大興區民進工委展開聯合調研,針對人工智能技術在文化領域的倫理轉化應用展開研討
首都引領,打造文化科技融合創新中國樣本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北京要堅定文化自信、科技自強“雙輪驅動”,以文化科技融合為突破口,探索新路徑貢獻“北京樣本”。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用互聯網思維和信息技術改進文化創作生產流程,推動“硬件”和“軟件”全面升級,實現文化建設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涌現,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
國家層面應進一步加強政策支持和試點推動,將北京建設“國家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城市”列入數字中國建設重點工程;設立“文化與人工智能專項基金”,支持原創性強、融合度高的項目孵化;建立生成式AI文化內容監管沙箱機制,試點文化算法的審查、問責和備案體系;鼓勵地方出臺“文化AIGC產業扶持政策”,吸引文創企業、技術團隊在京落地;推動文化科技成果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增強中國文化國際傳播力。
文化與科技從不是彼此獨立的賽道,而是交織共鳴的時代引擎。一座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根基與科技的羽翼。北京,作為文化傳承的千年古都、科技創新的當代高地,理應在文化科技融合的大潮中勇立潮頭。通過機制協同、技術賦能、內容創新與倫理治理,北京可以打造一個既有歷史厚度又具未來溫度的“數字文化之城”,以“文化之光”照亮“科技之路”,以“科技之力”托舉“文化之魂”。(文:趙超 北京市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青島藝術與科學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