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慶文在貴州從江小黃村考察稻魚鴨系統。
閔慶文：第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資源環境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委會副主委，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自然與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副主任。獲“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特別貢獻獎”“全國創新爭先獎狀”和“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
2005年6月，浙江青田龍現村。村民伍麗貞推開家門，撞見了幾位來自“山外邊”的陌生人。其中的一個褲腳沾滿泥點，頭發花白，一張被太陽曬得發紅的臉卻笑得舒展，正是閔慶文。
“這幾位是聯合國和北京來的專家，他們來考察咱們的‘遺產’！”村干部介紹道。村民聚攏過來，質疑聲卻幾乎凝固了空氣：“什么‘遺產’？莫不是來騙人的？”
這場始于2005年的初遇，拉開了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序幕。
黑暗中的出路
2003年，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啟動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試點后不久，我國積極參與其中，并開始了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申報首批保護試點工作。彼時，農業文化遺產尚是一個全新概念，保護更無經驗可循。FAO僅劃出方向：“由各國自己摸索。”
閔慶文在著名生態學家李文華院士的推薦下，接下了這個“在黑暗中尋找出路”的挑戰，來到了浙江青田龍現村進行考察。
“那時連‘農業文化遺產’是什么都還不是很清楚，更別提如何保護了。”閔慶文回憶道。當他試圖向村民解釋“祖輩的稻田養魚方式是寶貴遺產”時，回應他的是直白的懷疑：“我們祖祖輩輩就是種稻養魚，怎么就是遺產了呢？”
面對質疑以及“沒有經驗、沒有經費、沒有團隊”的窘境，閔慶文將目光落點在龍現村的歷史縱深。“1000多年前，你們的祖輩就在這里依山造田，修渠引泉。田里種稻，稻下養魚，魚食雜草害蟲，魚糞反哺稻田，既得米香，又添魚鮮。這是山民的生存智慧，對現在和未來的農業發展意義重大。”
稻魚共生蘊含的生態智慧讓閔慶文著迷，他思考更多的則是在現代化背景下如何讓這些寶貴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下來、傳承下去。兩年多時間里，他帶領學生多次深入青田鄉間，入戶調查、收集數據、評估價值、編制規劃……他們試圖厘清三件事：現狀如何？價值何在？如何保護？
“稻田養魚在我國已有2000多年歷史，南方許多地區都有，為何青田能成為代表呢？”閔慶文的解釋切中要害，“青田不僅有持續1300年的實踐，還保有傳統水稻品種和后來被列為國家地理標志產品的青田田魚，還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習俗：建房先挖魚塘，嫁女鯉魚作妝，逢年過節必舞的魚燈舞入選國家級非遺。”在他看來，正是這些“活態”的生態模式、物種資源、技術體系、文化習俗和景觀結構，共同構成了系統性的農業文化遺產。
科學認證只是起點，活態傳承才是考驗。2008年底，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成功成為FAO牽頭的全球環境基金項目試點。閔慶文帶領團隊在青田進行了為期5年的保護與發展探索，推動龍現村打出“農遺牌”：鼓勵農民堅持傳統種養，發展有文化內涵的生態農產品，發展農文旅融合新模式。
這一次，變化來得比稻苗抽穗更快。伍麗貞家率先掛起“漁家樂”招牌，游客擠滿小院。“靠這營生，我家蓋起了五層樓，還新添了輛汽車！”她興奮地拉著閔慶文參觀新房。米、魚、魚干價格攀升，龍現村聲名鵲起。曾經寂靜的山溝，晨霧中開始回蕩導游的解說：“各位請看，這就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核心區……”
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的成功經驗如同一枚投入湖面的石子，漣漪擴散到更遠的山野，也蕩開了閔慶文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路徑的深層思考。
“到底什么是農業文化遺產？一提到這個詞，大多數人或許會想到古稻田遺址、出土的農具等等，但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農業文化遺產。”他加重了語氣：“其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它是‘活著的’有機體，而非陳列在博物館的標本。”
動態保護的辯證法
青田稻魚共生系統的成功并未讓閔慶文停下腳步。他的目光旋即投向更遠的山野——云南紅河的哈尼梯田、普洱的古茶園，貴州從江的稻魚鴨……面對時代變遷下傳統農業的式微，閔慶文洞察到關鍵：“傳統農業在擠壓中求生存，一味追求‘原汁原味’的冷凍式保存終將窒息其生命。唯有讓傳統智慧融入現代生活，實現可持續發展，才是真正的保護。”
2010年，閔慶文創新性地提出“農業文化遺產動態保護理論”，開啟了傳統農業與現代社會融合發展的探索，其精髓在于精準把握“變與不變”的辯證法則。
這一理論在浙江湖州的荻港村找到了生動注腳。2014年，閔慶文走進擁有2500多年歷史的村落。“桑基魚塘系統有著‘塘中養魚、塘基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的循環體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間少有美景，良性循環典范’，卻因桑蠶產業轉移而日漸沉寂。”
在閔慶文等專家的引導下，村民們主動拓展傳統農業系統的多種功能與多元價值，蠶繭產量減少，但桑葉被制成清香的茶葉，蠶繭不僅用于制作精美的絲綢，還發展出了蠶繭畫；古老的桑基魚塘不僅依然產出農產品，更成為研學游的核心課堂，吸引著都市人前來體驗生態循環農業的智慧。千畝桑基魚塘的物理形態被完好保存，但其內在功能已悄然蛻變。
“為什么有人愿意到這兒休閑、研學？因為這兒擁有別的地方沒有的獨特東西。”閔慶文認為，保護、利用和發展農業文化遺產，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其在農產品供給、生態保護、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多元價值，突出“農味”和“地方味”。
2017年，湖州桑基魚塘系統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申遺成功后的荻港，不僅守護了種桑養蠶養魚的傳統，更開拓了文創與文旅產業——遺產保護與經濟發展在此實現了雙贏。每年的魚文化節，閔慶文都會到荻港與村民們相聚在一起，共同見證這份傳統的延續與創新。2025年魚文化節期間，走在曾來過無數次的蜆殼路上，他感慨萬千：“20年的實踐讓我深刻認識到，必須建立多方參與機制，在動態保護中實現農業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
方法論已然清晰，但閔慶文的憂慮并未減輕。“中國是農業大國，隨著自然條件的變化、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延續數千年的農業傳統面臨著消失的危險，最為嚴重的是，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大批有知識的青年離開農田，傳承出現斷層。”
那么，誰來延續古老耕作？誰又能獨守傳統？閔慶文的看法務實而清醒：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無須普遍推廣。但在地理偏僻、生態脆弱、不適合現代農業技術的地區，傳統耕作方式往往最適合當地的自然條件，應當作為特殊的生態區域、文化區域進行適當保留。通過挖掘農業的多功能價值，發展特色產業，促進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是可持續的保護之道。
出身蘇北沛縣農家的閔慶文，格外重視農民的作用。“農民是農業文化遺產的創造者，也是保護傳承的主體。只有讓農民真正受益，保護才能落到實處，讓遺產保護和發展成果惠及更多農戶。”
為了這個目標，20年里，閔慶文組建了涵蓋多領域的研究隊伍，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發掘農業文化遺產價值，推動產業融合發展，助力眾多貧困縣脫貧摘帽。而比起獲得的科研獎勵和榮譽，閔慶文更珍視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的“小米產業發展功勛獎”、浙江省慶元縣的“榮譽市民”和從江縣小黃村村民委員會授予的“榮譽村民”稱號——這些來自土地和人民的認可，被他鄭重安放在辦公室最顯眼處。
土地和人民，始終是閔慶文力量的源泉。保護發展農業文化遺產，閔慶文認為，最深層的意義在于傳承先人千百年總結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循環利用的智慧，這才是遺產中的精華。
征途未競
6月的陽光透過百葉窗，在中國科學院地理資源所那間堆滿材料的辦公室桌上投下斑駁光影。這扇門時常關著，因為它的主人總在田野間奔走。
“截至目前，世界上去過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最多的人可能就是我。”帶著學者特有的嚴謹，閔慶文列舉了一組數字，“世界95處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我去了49處；中國的25處，我去了24處。另外，18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我去了84處。到一線去，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是我堅守的原則。”
自201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以來，閔慶文一直都在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鼓與呼。“中國不僅要保持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數量穩居世界領先地位，還要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隨著農業文化遺產日益走入公眾視野，年輕人也開始涌入。全國兩會期間，“90后”少數民族界委員楊鈺尼“以美育守護哈尼梯田文化”的呼吁等，正是閔慶文等先行者推動形成的共識回響。
在對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等方面開展了系統調研后，閔慶文注意到大多數農業文化遺產地都處于重要生態功能區。如何充分發揮其蘊含的生態價值、發揮當地居民在生態保護中的作用，成了他近年履職的核心關切。為此，圍繞這兩大主題，他提交了10余件提案。
“2017年，我主持了一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國家重要生態保護地生態功能協同提升與綜合管控技術研究與示范，探索自然保護地生態與經濟、文化協同提升的路徑，并在三江源和神農架兩個國家公園試點區進行應用示范。基于此，我提出建議，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建設國家公園、保護生態環境要注重保障當地人的利益，注重保護國家公園的生態文化、民族文化和農耕文化。”閔慶文提出的這件提案被列為全國政協重點提案，具體建議在有關部門的相關工作里面得到體現。
越來越多的地方在積極申報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和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投入到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研究，越來越多的人到農業文化遺產地去觀光、度假、研學……這片曾經沉默的土地，正發出日益響亮的回聲。欣慰之余，閔慶文的步履未曾放緩——那些能讓農業文化遺產煥發新生的科學路徑，他依舊想在前、走在前。
晚風拂過稻浪的沙沙聲，常將閔慶文帶回蘇北沛縣的童年那些伴著蛙鳴入眠的夜晚。他知道，農業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的積淀，更是未來發展的啟示。保護這些“活著的遺產”，最終是為了回答那些根本命題：人如何與自然共處？如何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守護那些讓生命得以綿延的永恒智慧？
閔慶文的答案，沒有停留在報告里。它依然需要在層疊的梯田上、在蕩漾的魚塘邊、在農人舒展的笑臉中，一步一步耕耘出來。(記者：李京 杜曉航）